打破垄断让非公经济享受更多改革红利

打破垄断 让非公经济享受更多改革红利

明确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同等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非公有制经济部分的描述？　　刘迎秋：《决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概括中，说到非公经济时使用了不少过去不曾使用的关键词和句——“重要支柱”、“根基”、“重要基础”、“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些用语的变化，实际上是对过去相关表述的深化，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一种前进和飞跃。过去仅仅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则把它上升到了与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的“都是”地位。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决定》在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问题时，突出强调和阐明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明确指出了它们的发展方向是通过“资本授权经营”、实现不同资本“交叉持股、相互整合”，最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和界定。　　曾经有人反复论证和阐述过一种观点：只有发展公有经济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发展民营经济即非公经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补课性安排，本质上不是发展社会主义，也不能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对此做了清理，以逻辑和实证的力量表明，这种认识和看法脱离了“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因此具有误国误民特征，不利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无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问题和认识的解决，对于完整、全面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否则，就仍然难免重新出现不同形式地左右或扭曲“两个毫不动摇”现象。　　《决定》在强调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的同时，还特别突出强调了“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是与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脉相称、紧密联系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是坚持持续健康发展，坚持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任何“褒公贬私”、“挺国抑民”倾向，都是既脱离“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也脱离“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混合所有制是经济改革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理解此次全会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刘迎秋：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概念并非首次提出，但此次《决定》将它特别强调出来，并从如何促进其发展的角度做了深刻阐释，实际上是为公有经济的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最终归宿。　　历史经验表明单一公有制经济不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现实实践也一再表明把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不可调和的两种生产关系同样不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高度，明确提出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运用资本市场、借助产权重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决定》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决定》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新的概括，明确提出了“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问题。实践表明，“公益性企业”、“自然垄断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区分开，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不同功能的国有企业应当负有的不同责任，而且有助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还有助于有效“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切实“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按照《决定》的要求，今后属于公益性且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国有企业，既要注意资产保值增值，更要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国家同时应当加强对它的支持和投入；而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其生产经营管理与机制就应进一步按市场化的要求进行改革。　　在功能分类的转换期内，可以先将企业收入分为制度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资源性收入和风险性收入，把经营性和风险性收入更多地留给企业自主支配，而把制度性和资源性收入更多地收归全民、由财政统一支配。《决定》所提及的到2020年把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提到30%，其要义也在于此，是有道理的。此类改革，必然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空间。　　打破垄断实现不同所有制权利平等　　中国经济时报：很多人寄望加快“国退民进”。你怎么理解“国退民进”？　　刘迎秋：我觉得改革发展到今天，再用“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这样的说法，不利于人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达成理论共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平等一员。这取决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及其达到的水平。　　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特定内涵要求外，还有两点需要给予高度重视：一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积极作用。　　过去我国一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未把其上升到“决定性”的高度，结果常常因此而导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功能界限不清，并因此使政府的权力过大，妨碍了市场功效的应有发挥。《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升至“决定性作用”高度，不仅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一次理论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因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通过对国有企业功能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对于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均具有基础性、决定性意义。这也就等于给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和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　　不仅如此，它在客观上也给出了政府行为市场边界，在制度上给出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工作范围，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手伸得过长、管得过多，国有企业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不该有的“特权”和垄断性收益，各类企业当然会因此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平等成员，民营经济当然会因此得到更加持续而健康的发展。　　《决定》指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这段话涉及生产、消费和市场体系建设，要害是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而一切市场壁垒的形成，均与通过垄断谋取垄断利润有关。道理很简单，如果能够凭借垄断权力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技术创新就是企业的一种“愚蠢的”选择。而垄断的存在，不仅会带来技术的停滞，还会造成社会的腐朽。垄断的负面作用，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我国均具同样性质。　　因此，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必须清除一切市场壁垒，打破任何形式的垄断。只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一个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市场体系就会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就会长久坚固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就会成为世人的一种普遍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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